2025年4月10日上午八点半，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逸夫图书馆一楼艺术写作中心气氛热烈，一场聚焦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方法论的精彩讲座在此举行。本次讲座为 “思辨与述作”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方法论系列讲座之 “图像痴迷与知识生产：关于徐悲鸿研究的几点体会”，由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、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联合主办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员盛葳与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屈波共同策划，图书馆副馆长屈波担任主讲，艺术人文学院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参与其中。
讲座伊始，屈波老师以别开生面的互动开启话题，询问学生是否会将徐悲鸿作为研究对象。面对学生因徐悲鸿研究过于热门而给出的否定回答，屈波老师予以鼓励，并举中央美院张涛研究齐白石每年皆有新成果的例子，表明热门对象同样能挖掘出崭新视角。随后，屈波老师以徐悲鸿的《自画像》为切入点，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看似寻常艺术作品背后的独特之处。他细致剖析画中物品的象征意义，玻璃杯代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，书籍则象征中国传统文化，同时探讨了绘画方法的可能性，如创作时是否借助照镜子、照片，抑或完全凭借想象完成，极大激发了学生对艺术创作细节与内涵挖掘的兴趣。在谈到徐悲鸿的经典画作《愚公移山》时，屈波老师深入探讨画中人物数量、细节描绘，以及模特身份来源等问题，从人物是否流汗、服装特征，到与历史人物如演员王莹的潜在关联，全方位解析作品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。期间，还穿插对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关系的探讨，着重强调熟悉图像细节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关键意义。
讲座核心环节，屈波老师以徐悲鸿、伊文思、杨福东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为例，深入探讨流变的愚公形象，展现出艺术观念与社会政治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深层互动。在徐悲鸿于 1940 年代创作的绘画中，通过跨文化写生，将愚公塑造为清癯的领袖形象，其头身比 1:9 的超常比例暗喻 “仙人” 特质，并借众裸身壮汉的集体劳作，凸显抗战时期的民族动员叙事。这一创作既受康有为 “复兴宋法” 思想影响，又得益于巴黎学院派训练，以及达仰《绘画》中缪斯形象的启发。伊文思在 1970 年代拍摄的 12 集纪录片《愚公移山》，以 “新愚公” 为符号，运用高光调影效与即兴拍摄法，将中国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塑造为社会主义 “新型的人”，试图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。而杨福东在 2010 年代创作的影像装置，则彻底消解集体主义寓言，以绍兴采石场为超现实舞台，通过黑白影调、碎片化叙事与身份模糊的角色，隐喻当代个体的疏离与城乡文明的断裂，甚至直接挪用徐悲鸿画中印度壮汉形象，既是对经典的致敬，更是对历史叙事的解构。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建起 20 世纪以来愚公形象的 “意义域”，从徐悲鸿的民族救赎，到伊文思的乌托邦建构，再到杨福东的后现代困惑，愚公形象始终是艺术家回应时代命题的重要载体，其流变本质深刻揭示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群体、传统与革新、本土与全球的复杂博弈。
此外，屈波老师分享了自己另一篇关于徐悲鸿研究的成果 ——“模特、米开朗基罗与力士：徐悲鸿《愚公移山》壮汉图像的生成”。在这项研究中，屈波老师指出，徐悲鸿在创作中国画《愚公移山》时，巧妙融合西方古典艺术资源与中国传统职业美术的视觉惯例，成功塑造出极具力量感的壮汉形象。其核心方法论在于践行 “立范人以教人治艺” 的写生理念，借助印度 “鲁智深型” 模特的真实形体反复写生，同时借鉴米开朗琪罗雕塑中 “以人体为应用工具” 的创作思路，如《摩西》的雄浑气质与巴尔堆农神庙浮雕的力量感，并将西方写实主义的人体表现与中国宗教美术中的力士、天王形象，如唐代敦煌壁画、宋代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中的梵相力士相结合，实现跨文化的美学对话。这一创作不仅是对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有力视觉呼应，更蕴含着徐悲鸿对中国美术史的批判性反思。他贬斥晚期文人画的 “孱弱” 与 “程式化”，推崇职业美术传统中的 “雄强” 特质，如民间画诀对武士造型的规范，并在跨时空维度重构艺术理想，既以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为 “艺术上帝”，又力图复兴宋画 “精深华妙” 的写实传统，最终在《愚公移山》中实现写生实践（印度模特）、西方典范（米开朗琪罗）与中国本土资源（力士造型）的三重交汇，为中国现代人物画注入兼具科学理性与史诗性的全新范式，成为 20 世纪现实主义美术转型的标志性案例。
讲座末尾，屈波老师强调文图关系作为艺术史研究的核心范畴，是值得深入探讨的，并再次重申阅读文献和批判性思考在学术研究中的关键作用，为本次讲座画上圆满句号。
